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创造性地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和纪律，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井冈山斗争时期这些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又不断干扰打压，但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正是毛泽东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牢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需要，以开阔的胸襟和眼界把握实际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大无畏的改革精神闯出来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找出中国革命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性和内部联系的“态度”，还是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要“工作方法”。对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做过准确的论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 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个“求”就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掌握实际情况，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前提， 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毛泽东是我党善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对于调查，毛泽东曾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总结说：“要了解情况， 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早在1927年1 月4日至2月5日，他就曾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做过为期32天的考察，并针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农民运动领导权的错误观念，写了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的很！”其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论断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

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正是注重调查，使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观依据，从而能在指导边界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全面了解边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是摆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任务。1927年11月毛泽东亲自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1927年11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开始诞生，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去了……这时，毛委员没有去打茶陵，在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坝上一带搞社会调查。”毛泽东搞社会调查采取开座谈会后个别访问的形式。“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然后将获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一个《永新调查》。对毛泽东在秋溪的调查，永新革命老人李步陵回忆说：“1928年2月间，毛泽东从井冈山率领红军来到永新秋溪开展群众运动，帮助永新县委工作。 毛泽东来到秋溪后，深人群众，访贫问苦，又和县委的同志经常研究工作，带来的红军则帮助我们群众干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秋溪、龙源口一带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

对于毛泽东的调查报告，当年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回忆道,“他把井冈山搞得许多农村调查从秘书处拿来给我看，看过后的一些印象是有宁冈的调查、永新的调查，还有莲花的情况。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 账簿’上的农村调查，拥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是用蓝布面子装成的，记述了宁冈、永新的政治、土地、人口、社 会风俗等情况，起初是写历史，然后是写土地情况、经济情况、各个时期用的东西，如搪瓷脸盆、煤油灯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进口， 帝国主义的洋货都写上了。毛泽东如此细心地从事调查，完全是为 了革命事业。部队新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风土人情、阶级状况、 政治历史，都要认真收集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才能做出决策。由 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做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的工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正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选择了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作为部队的立足点。他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到，“罗霄山脉分北段、中段、南段，自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边界至湖北北部。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毛泽东的话，可谓一言中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实在是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首先，地理条件有利，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 酃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500里，纵横80里，峭壁耸立，地势险要，高山连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军事割据。其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边界六县盛产稻米、茶油和林木，能够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给养。再次，这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就建立了党组织和农协会，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影响仍然存在，许多党员和群众转人深山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最后，井冈山已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正是基于这些，毛泽东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深人实际调查研究，而且要求红军干部、地方干部与士兵都应调查研究，并将此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在当时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分五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民众的调查。大纲明确要求党代表要实行报告制度，“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为此专门开列了调査及报告的详细项目。

关于如何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还为那些从未做过调查工作的革命军官兵拟订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群众生活状况、剥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等。有的调查项目还非常具体，例如，当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斗争的情况，当地 的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部队官兵逐渐学会了做社会调查工作。谭冠三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 说：“毛主席很强调宣传多要做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 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每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曾志也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中讲到，“毛主席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收集沿途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毛主席还教给我如何做调查表，其中就包括村镇名称和方位、房屋数量和结构、土地面积和肥瘦、人口数量和结构、作物种类和数量、商铺数量和经营状况、山林面积和占有情况等”。

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从1927年底起，秋收起义部队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但是井冈山的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无不与毛泽东所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有莫大的关系。谭震林、何长工、谭冠三、赖毅等都曾回忆这件事情。因此，井冈山时期制定的土地革命政策、不侵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保护中小商业者的政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待绿林兄弟、敌军俘虏，以及城乡各种税收政策等，都是在没有蓝本可依的条件下，靠着调查研究一一制定出来的。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其中没收对象问题，分配标准、分配区域，土地所有权，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別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个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以来，几月间与组织失去联系。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

为搞好边界的土地革命，毛泽东亲自到永新塘边等地深人调查。他与当地农民开座谈会，了解塘边一带的基本情况。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认真听取农民对土地分配的意见，有农民向毛泽东提出按劳力分配不好，这样老人小孩没有田，应按人口平均分配；没收一切 土地平均分配也不好，这样会伤害自耕农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以劳动力为标准虽然对于发展生产有利，但对无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只能分到很少的土地，不利于争取广大群众。在当时的情况下按人口分配土地是对的。这些调查研究加深了毛泽东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此外，调查研究也对边界土地状况有了基本的认识，“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 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具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先后进行了试点。如毛泽覃在大陇乔林进行土地革命试点；毛泽东本人也曾在湖南酃县中村、永新塘边亲自抓试点。毛泽东在塘边还形成了一个分田临时纲领，塘边各村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随后在分田临时纲领的指导下，塘边试点分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毛泽东的塘边试点，有力指导了永新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为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样板。

基于这些试点的成效，以及朱毛会师以后根据地一天一天地扩大，穷苦农民保卫和扩大工农政权的决心得到进一步激发，表现出极大的向心力。“党在未分配土地以前，当地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分配土地以后，农民不仅不藏并且看见即抓，乡村间的械斗也没有了， 唯恐敌人到来不能稳定所分得的土地，都一心的去抵抗敌人”。 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边界的土地革命深人问题，作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决 定。会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了土地部，谭震林任土地部部长。随后，边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

1928年5月至7月，在湘赣边界工农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全面铺开。经过之前的试点和毛泽东的塘边分田经 验，这时土地革命已经有了一定的模式。其具体的步骤和做法为： 

第一，成立分田领导机构，由各县土地委员会先行调查研究制定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以对地主、富农进行土地革命。

第二，抽调红军干部深人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如谭震林去了小江区，何长工去了东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村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了。因我在家乡13区苏 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 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第三，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的办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该办法较之毛泽东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第四，实行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井冈山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程度差距较大。起初分配土地时，实行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的田地多贫瘠些。如果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那富农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种，这 样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综观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成功的经验，不论是其以点带面的整体工作思路还是具体的分配细则，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和边界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这也恰是井冈山土地革命能够深入开展，推动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重要法宝。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经济建设则是革命战争的支撑点。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五个重要条件，其中就讲到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但是“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 成了极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分析，“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适当的办法”就是制定 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工商政策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湘赣边界各县都有圩场，即集市，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因此，对待中小商人和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和边界党就明确提出“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其中遂川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就是典型例证。

草林圩，是遂川县四大圩场之一。该镇群居600多户，近200 多家店铺。这些店铺中80%以上是中小商人，主要经营茶叶、酒类、 油盐杂货、香纸烟烛，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资本很小，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地主豪绅、大资本家的盘剥，生意清冷，濒于破产。1928年元月，工农革命军初到草林圩时见家家店门紧闭，且门上贴有“存货已空，改行务农”的告示。偶见几个老表也都躲躲闪闪。于是，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令各宣传队打着红布小旗，分头深入草林圩镇各角落宣传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并在大街小巷贴满诸如“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保护中小商人” “取消苛捐杂税” “工农革命军是穷苦工农的队”等标语。当地老表发现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渐渐开始和战士接触，并相继反映了各种情况。原来草林的冷清并非没有交易需求，而是由于当地黄礼瑞、郭朝宗等土豪劣绅作祟。大土豪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圩上开设了 “遂昌”（当铺）、“元昌"（油 行）、“元丰”（烟馆）等大商号，他们利用烟馆、赌行、当铺、妓院等为非作歹，毒害人民。他们有钱有势，横行乡里。黄礼瑞的大儿子是国民党省参议员，孙子是草林乡的乡长，他不仅在草林幵了各种商号，在县城也有几个商号，连南昌都有他开设的化工章江公司和分馆。除此以外，他家还拥有9000多担谷田，几千亩山林。草林圩几乎是黄礼瑞家独霸天下。

曾士峨、罗荣桓将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指示“拔掉这个钉子”。曾士峨、罗荣桓随即带领战士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开设的各种商铺，缴获几万斤食盐、几千斤茶油、几百担布匹和大量的日用百货。这些缴获的东西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则被革命战士连夜送给贫苦农民。第二天部队又在草林万寿宫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讲话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据我们了解，你们草林圩有111家店铺，大资本的只有16家，中等资本的11 家，小资本的84家。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等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 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障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

到会的中小商人听后都纷纷放心开业。当年腊月二十四，山乡传统小年，官兵战士特意把草林圩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街道两旁贴满了标语。罗荣桓还在万寿宫柱子上贴了一副醒目的对联：

为革命而牺牲死当欢笑

救工农出水火我应勤劳

红军秋毫无犯、打倒土豪劣绅、替贫苦老百姓撑腰的话题，随即像一股春风吹遍了湘赣边界的五里八乡。当天从永新、宁冈、遂 川各地赶来的农民成群结队前来赶集。整个圩场万头攒动，热闹非凡。

事实上，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以及1928年开辟的大陇红色圩场，都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开展社会调查，坚持贯彻和执行了保护工商业政策的结果，充分调动了中小商人的积极性，不仅对于活跃和沟通根据地商品交换，满足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长期斗争，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文中将井冈山与海陆丰作比较时说：“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周恩来的这段评论指出了要建设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即应展开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坚贞如一，直至革命胜利。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党建工作。

井冈山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山区，经济十分落后，甚至还停留在 “杵臼时代”。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大多数的地方，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在红军中尤为突出，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官兵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红军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约占70%。复杂的党员成分与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活动，使党和红军队伍必然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根据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开创性地提出了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首次强调要在思想上建党。

1927年9月29日，失利后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来到永新三湾, 毛泽东针对起义部队遭受挫折、战斗减员、军心涣散的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 “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创建了第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以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加强军队的建设，确立了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部队注人了军魂。针对在大革命时期军队党组织只设在团级以上，下层士兵中党员人数非常少，无法从组织、思想上抓住士兵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提出应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系统， 连以上建立党代表，专做士兵政治思想工作及指导士兵开展群众运动。“支部建在连上”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湾改编”的核心是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也就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 题。这是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的最早、最为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对于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确保“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贯彻，发挥共产党员先锋和模范作用。毛泽东又创造性地实行了“挑选坚强的革命分子人党，培养与壮大部队骨干力量”的方法来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和巩固 “三湾改编”的成果。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湖南酃县的水口后，一方面亲自深入各个连队做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方面指示各连队挑选一批工农骨干分子，发展他们加入党的组织。 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建党活动，这次公开的建党活动， 使军队党的建设由秘密转为公开。此后，各个连队都相继开展建党活动，人民军队中党的建设工作从此不断得到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曾参加水口建党的赖毅后来回忆说：“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队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的数量逐渐增多，这样真正形成了连队里的核心和堡垒，许多新党员从实际锻炼中成长了，成为连里的领导骨干。

红军中各级设立党代表，是红军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党代表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实行三项任务，执行革命纪律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 中充分地肯定了党代表的作用：“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別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队党代表比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

为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力度，确保红军胜利完成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三项任务，毛泽东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该《大纲》一是确定了部队党代表的根本任务是注意教育和管理士兵，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二是界定了部队党代表的工作职责是做军队、民众、党务、报告和调查等内容；三则提出部队党代表的工作方法，并要求党代表实行报告制度。同时，《大纲》还就党代表的个人修养提出要求，指出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是全体同志的模范。

《大纲》对党代表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等有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从制度上规范了红四军各级党代表的行为。当年曾是党代表的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陈伯钧）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条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宿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正是许许多多像罗荣桓一样严格执行《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各级党代表们，从而使得大部分来自雇佣军队的红军士兵“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

“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以致敌人在缴获《党代表工作大纲》时，惊呼：“红军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

作为红军最早的政治工作条令，井冈山时期的《党代表工作大纲》体现了红军党建的科学化与制度化，其基本精神对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不仅重视红军队伍中党的建设，也始终关注边界各县各乡的党建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湖南的茶陵、酃县党组织基本被敌人打垮。江西莲花、永新只剩下几个党的骨干到宁冈茅坪“打埋伏”。遂川的党组织濒于瘫痪。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站稳脚跟后，便将恢复边界党的组织，重建党的农村支部提上日程。

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了丁同、永新、连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要求各县重建党的组织。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专门研究和部署边界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提出军队的党要帮助地方的党发展的方针，即从部队抽调党的工作干部深人乡村，直接帮助地方开展党建工作。如毛泽覃去宁冈乔林乡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在乔林建党时曾说，要把党支部办好，党支部是墙基，政府是墙，军队是屋梁，如墙基不好，房子就会倒掉。共产党的力量就是靠团结群众，如不做好群众工作，力量就薄弱，就会垮台，群众是共产党的城墙。乔林党支部在基层群众工作中的主心骨作用，恰似军队的“支部建在连上”。此后，毛泽东也亲自到永新秋溪乡，为该乡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农村环境下的党建工作有其独特性。毛泽东说：“湘赣边界，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此外，边界各县都有土客籍矛盾和很深的地方主义，以至出现“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党的建设。对此，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并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解决策略。即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关键在于我们的党如何实行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去加强党员队伍中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基于此，毛泽东把思想建设摆在第一位，作为整顿边界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的基础。

针对解决党员“思想入党”和“思想整顿”问题，毛泽东领导边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举办党团训练班。举办党团培训班，目的在于“竭力伊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1928年6月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就“关于党的组织问题”，要求“对于乡村的要注意干部的训练，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10至20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同时期，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工作指示时，也提到，“党的问题，在赤色政权下的各县，党的发展在农村中非常的快速……，但须注意，1.中坚分子的训练……

为办好训练班，边界特委制定了训练大纲，详细提出了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聘请有知识的老党员干部给予训练辅导。训练的内容涉及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除集中办班外，特委还要求各县县委举办相应的短期培训班。当年曾担任遂川县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1928 年春，我们就举办过党员训练班，那时办党员训练班，完全适应战争的环境，办短期的一二天或者三五天一期，规模也不大，参加人员有二三十人，每期讲一二个问题。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讲党的方针、政策等等”。毛泽东、朱德等也经常到训练班讲课。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灌输教育，大家认识到： “共产党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分县界、区界、乡界，天下穷人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要团结一致， 对付共同的敌人。”对于培训，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也曾提到，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现在每个党员都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为配合地方党委开办党团训练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在军队中也开办了部队的党团员政治训练班，组织部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训练内容包 括“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讲军事等”。

党团训练班的开办，有效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提高了部队与地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与修养。为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为该时期边界加强思想上建党的重要任务与特色之一。

其次是加强整顿各级组织及党员作风。特委针对边界各县一部分党员对民主集中制意识淡薄即组织纪律性差等现象，曾公开指出他们的缺点。如对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的问题，对酃县县委违反群众纪律问题，都曾在《特委通讯》中予以严厉的批评。力求一面消灭党内发生分歧的原因，一面加紧教育。同时，作为特委书记的毛泽东也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有效地塑造了党的新形象。

再次是开展边界“洗党”活动，淘汰不坚定分子，纯洁党的队伍。随着根据地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与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边界党组织与党员人数也急剧增加。特别是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以后，各县党组织积极工作，大力吸收新党员，党员人数迅速增至一万余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地方甚至简化手续，采取公开征收的形式。这一时期党组织的扩大，不少地方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完全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为了确保党组织的纯洁和党员的先进性，边界及时进行了“洗党”，即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党的队伍。如何“洗党”，《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首先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机会主义的领导；其次对党员成分也必须是选拔先进的觉悟的踏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必须严格限制；再次制定党的“铁的纪律”。只有“铁的纪律”才能抑制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才能团结先进分子在党的周围， 使党成为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强健的战斗组织，并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具体实施主要在永新、宁冈两县，对“八月失败”中不愿革命的、不服从指挥的，投敌反水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搞清楚的，出身不好且革命不积极的三种人，不通知本人开会，支部会上除名。没有被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洗党”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

经过“洗党”，妥善地洗刷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虽然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但党的组织却纯洁了，战斗力也提高了。当然边界的“洗党”运动，因前所未有，缺乏经验，也出现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清洗过严、过狠，有的只是重新抄报，有的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等。尽管如此，边界九月“洗党”仍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活动。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井冈山革命时期，由于毛泽东领导的边界党创新性地开展了以上思想、作风、组织不同层面的党建活动，使得边界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毛泽东还领导特委编印政治刊物，甚至提出办党校的设想，但因敌人对井冈山展开了最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未能落实。

1929年1月，随着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又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在红四军内滋长。作为红四军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后，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三万字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会议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会议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会议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强调了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

可以说，思想建党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它独辟蹊径地把党的建设引导到一个全新境地，使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党的组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壮大。

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道理朴素而浅显，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却并非易事。特别是当它与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固化的思维、既定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需要有改革创新的理论勇气和付诸实践的坚强决心。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事业始终是与“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走向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燎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工作方法，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开拓精神，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与胆识，冲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阴霾，克服了党内“左”和右错误思想的干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 “清党” “分共”运动中惨遭失败。面对这血的事实，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汉政府的同时，“不退出国民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打起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而中共也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只能在“革命的国民党之下举行暴动”。

8月7日，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质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和方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以其自身经历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严厉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于，加人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做客人，党的领导始 终无做主人的决心；在农民问题上，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民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在军事问题上， 我们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响亮地提出了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这些带有“批判”意义的实事求是对整个会议产生了重要影响。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将号召并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如何开展土地革命，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我们党仍没有丰富的经验，还需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的工农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湖南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负责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但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决定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状况、群众心理进行调査和研究。

8月13日，毛泽东来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村，安排好妻子杨开慧及三个儿子后，便立即着手进行社会调查。他邀请教书匠、农民、账房先生、小手工业者、国民党的衙狱等多方面人士，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他了解到当地农民迫切要求全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对秋收起义的一些建议。当他正准备和彭公达一起召开湖南省委会议时，在长沙又碰见了家乡韶山冲来的五位乡亲，随即又召开了一次调查会，进一步征询了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拟定了 “土地纲领草案”数条。通过调查研究以及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毛泽东深深感到自“马日事变”以来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群众心目中原来革命的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军阀争权夺利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工具。由此，他认为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不能再打国民党左派旗帜了，而是应该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中只来号召群众。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的决议。在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时，毛泽东根据调査来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他还坚决主张这次湖南秋收起义，应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则， 改变中央原定全省暴动的计划，改为湘东赣西暴动，并主张“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8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致中央函》中明确指出：“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并没有为中央所接受。但毛泽东顶住了压力，坚持不再用“马日事变”和大革命失败之初所用过的“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军”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的旗帜，而是高高亮出了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旗上的镰刀、斧头、五角星象征着这支军队的性质与主张。9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了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湖南秋收起义暴动队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计5500余人。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分別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三地，欲夺取平江、浏阳、萍乡后，再会攻长沙。

毋庸讳言，这个进攻计划依然是按中央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将主张先夺取中心城市作为革命的中心工作的路线。 作为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他不可能改变中央的决定，也预想不到即将发生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会遭到严重的失败。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工农革工农革命军军旗命军分别从江西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很激烈，也打得很英勇。但战争的发展往往难以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诸多原因，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这种严重的结局令前敌委书记毛泽东不得不思考军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进攻和夺取长沙是中央的指令和计划，可打下去等于以卵击石。退能保守力量，但又有临阵脱逃之嫌。

9月19日，各路剩余部队按毛泽东的指示，集中到浏阳的文家市。此时，部队只剩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