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与赣南三整

按照中央五人政治局的原定计划，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到达党的力量较强的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此前，中央军委已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前往九江联络部队。

7月20日，陆续到达九江的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和驻军九江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等一起召开碰头会，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张发奎在武汉“髙唱拥汪”，态度已经右倾，原先准备依缩张发奎返回广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四军、十一军很可能在南进的途中，被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笫三军、第九军和正向南昌移动的程潜第六军所包围而处于危险境地；即使侥幸回粤成功，还是受制于张发奎、汪精卫，势必在他们的利益纷争中成为牺牲品，不可能实现回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因此，必须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于是，九江碰头会决定:把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一起参加，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碰头会期间，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中共第五届中央常委瞿秋白， 改组后的中央常委张太雷以及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正在庐山。会议之后，李立三和邓中夏即赶赴庐山，向瞿秋白等作了汇报。瞿秋白等表示赞同，并由瞿秋白将会议意见带交中央五人政治局决定。

碰头会后，形势显得越来越紧张。此时，张发奎仍未到九江，其态度更加右倾，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清党”活动。这时谭平山已将南昌起义计划告知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贺龙对起义极表赞同。接着，时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领导人举行会议，具体研究了起义的计划、政纲诸问题，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起义，并急电请示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接到九江同志的急电后，完全同意并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这次起义的领导。

军情急如火。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从武汉赶至九江，向李立三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讨论部署了有关事宜。

就在这时，敌人也加紧了“清党”活动。7月24日，张发奎秉承汪精卫的旨意，正式通知叶、贺到庐山“开会”，并将所辖部队移驻德安。正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汪精卫策划庐山会议“清共”的内情后，立即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当日，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心的小划子上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叶、贺不去庐山；第二，部队不去德安,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贺部队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这是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确保了起义主力的顺利到位。

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这时,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大批党的干部亦已汇集南昌。是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委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以下决定:起义于7月30日晚举行；为统一指挥起义部队的作战行 动，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成立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以商讨起义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南昌。他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才能起义，“否则不可动”。周恩来等一致反对这个意见，争论未决。31日晨，前委会再次开会，这时，因叶、贺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来南昌。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于是，前委在31 日中午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31日晚9时左右，因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投敌告密，前委当即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举行南昌起义的时间虽因张国焘的到来而推迟了一天，但是起义的准备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会后，根据前委的决定，贺龙发布了起义的作战命令。叶挺、贺龙在起义前夕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布置作战任务。为了保证起义时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各部队对进攻目标 都进行了全面侦察。31日下午，起义作战命令逐级下达，同时规定了起义部队的识别标志和当晚的口令。起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7月31日午夜刚过，震惊时局的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当时，驻在南昌的敌军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二十三团、 二十四团，第六军五十七团，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等，共约6000 余人。

我方参加起义的兵力是: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共约2万余人。

当吋的作战分工是：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的主要任务是歼灭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的敌人，攻占敌卫戍司令部，占领敌人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进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大营房驻敌，解决省政府守卫部队，并负责警戒昌北水陆交通要塞。朱德率第三军教育团尚未分配的一个营监视其驻地附近的敌情，协同友军作战。

起义的口令规定为:河山统一。起义军的标志是：白天在脖子上佩带红领带；晚上在颈项上加系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都贴红十字。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设立在南昌江西大旅社。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各路起义将士英勇奋战，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中午，聂荣臻在马回岭得知南昌起义已经取得胜利后， 立即发动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起义，将该师大部分部队争取过来， 并于8月2日赶到南昌。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李立三、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贺龙、邓演达等7人组成主席团。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 《中央委员宣言》，声讨蒋、汪，号召一革命者坚持三大政策，团结一 致，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开展土地革命继续奋斗。 

南昌起义,犹如黑喑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使敌人震惊和恐惧，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起义胜利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长江流域系北方系反革命势力混战之地，不利于革命势力立足和发展；相比之下，广东却地理条件优越，工农运动基础好，经济丰裕，交通方便，因此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占领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岂知， 劳师远征，事与愿违，起义军陷入不利境地。

起义军南征,正值南方酷暑季节，闷热难当。这时，敌人毕已通电各县，进行反动宣传,起义军沿途得不到群众帮助，加之南下行动仓促，宣传教育工作未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足，一时军心动摇，逃兵甚多。从南昌出发不久，蔡廷锴第十师便离开了革命队伍。 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及二十军五团约700人叛逃。但起义军到达临川时，陈毅及其他数百人日夜兼程赶上了起义部队；肖志戎、李井泉率领部分农军和学生参加了起义部队。

起义军的南征之举，使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极为惊恐。8月8日， 敌人在韶关成立了以“讨共”为目的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敌钱大钧率4个师、黄绍弦率2个师,从粤北分两路入赣南堵截。起义部队进至瑞金地域后，即与敌军展开激战。8月25日，起义部队击溃了敌人，乘胜占领瑞金。8月30日，前委部署了会昌战役，激战数日，歼敌4个团。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会昌战斗后，起义部队返回瑞金。

在瑞金，前委总结了近一个月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研究并决定 了新的行军计划,确定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取梅县，再取潮汕。在瑞金，前委还批准了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

9月18日，起义军经一路苦战，取道福建到达广东的大埔县。南下广东，是早已确定的进军目标，到了广东，起义军上下都认为是到了家。然而，起义军到广东后所面对的并非事先想像中的那么美好，等待起义军的却是一场空前残酷的鏖战。曾经被起义军打败的钱大钧部、黄绍兹部均得到喘息、补充，广东军阀李济深已从容地在东江地区集结重点。当起义军刚进人福建长汀时，李济深即判断起义军将经过长汀、上杭进入广东，便调整其第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由赣南及粤赣边界转兵东江地区。这样，李济深集结在东江一带的兵力计7个师，共 2万人以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9月19日，起义军抢占了地处梅江、汀江、 韩江的汇合点、东江地区的交通枢纽——三河坝。这时，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的2500人还在上杭开往广东的途中，进人广东的有8000余 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6000余人。为此，前委在三河坝决定分兵：由朱德率领第九军和第十一军的二十五师2500余人留守三河坝，叶、贺主力8000余人直趋潮、汕。

9月28日，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师约6000人，在汤坑与敌15000余人激战三昼夜，歼敌3000,起义军亦伤亡2000多人，弹药告绝，第二十四师下级干部伤亡殆尽。9月30 日，起义军向揭阳退却。驻守潮、汕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在强敌进攻下，亦于当日失守潮、汕,10月1日晚退守海陆丰。10月2日至3日， 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在朱德、周士第率领下，与敌钱大钧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因粮尽弹绝，于10月4日撤出三河坝地区。

在形势急趋险恶的情况下，中央代表张太雷于9月30日到达汕头。他向前委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祌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提出起义部队应撤出潮、汕，转移海陆丰。 10月3曰，起义部队主力从汤坑撤退到普宁的流沙镇。前委在流沙召开了有前委、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军政负责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武装人员突围去海陆丰，非武装人员由当地农会护送，分批从海上撤退。当部队行进到乌石地区时，遭到敌人伏击,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 (1200余人)突围转移到海陆丰。起义军主力失散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领导人在汕头地下党的护送下，转赴香港。贺龙、李立三、周逸群、郭沫若等领导人也转移到香港、上海，踏上新的征途。

在此危难关头，朱德在饶平的茂芝全德学校召集周士第、李硕勋、 陈毅、王尔琢、周邦采等各路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朱德指出： 反动派在东江地区陈兵数万，随时都有向我扑来的可能。现在前方主力已完全失利，原来的希望成了泡影。在这群龙无首的局面中，起义军只有迅速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另寻出路，才能图谋新的发展。朱德毅然向大家表示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和大家团结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会后,朱德率部向闽、赣边境转移。

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赣南山区后,孤立无援,情况越来越严重。 部队虽然摆脱了大股敌人的追踪，但仍不时遭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的袭扰。此外，天气逐渐寒冷,官兵们却还是穿着起义时发的单衣，经常性的森林露宿，疾病多发，又没有医药治疗，伤、病人员日益增多。寒冷、饥饿、疾病，严重地威胁着每一个人。人们思虑的是，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革命还有没有前途？部队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出路在哪里？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叛变投敌，还有整班、整排、整连自行离队，自寻出路去了。部队进人安远天心圩时，竟从 2000余人锐减至1000余人。部队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于是有了“赣南三整”的发生。

1.天心圩整顿。其时，第二十五师领导人为寻求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先后离开了部队。千斤重担压在朱德肩上。在部队进驻天心圩的晚上，朱德召集军人大会，讲理想，讲前途。他首先分析了形势, 卓有远见地指出:“别看敌人跟着我们后面追,但是这些军阀之间是有矛盾的,蒋桂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能不打，他们一打，我们就可以发展了。”他还提出：“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他回答了大家心头郁结的问题，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等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 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一九〇五的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一九〇五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么搞法不行,我们现在要‘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陈毅也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稳住部队。他当时是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是师团级政工干部唯一留下来的。陈毅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 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朱德、陈毅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展示了革命的前景，极大地坚定了官兵们的信心，对稳定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2.大余整编。10月底，部队到达大余。这时，朱德在天心圩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宁汉战争打起来了。粤、桂、湘系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顾不上追击起义军了。朱德、陈毅即利用这一时机,在大余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并且发展了一 些新党员，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中去,使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同时，把已经成为空架子的军、师建制撤销，将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使部队充实、精干多了。从此,部队真正稳定下来， 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都是经过考验、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英。

3.上堡整训。大余整编后,11月上旬，部队转战来到崇义山区的上堡。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转战，这时才初步算是站稳脚跟。朱德又领导部队进行了20多天的整训。这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设立了没收委员会专门负责。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并且“提出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 题”。三是开展群众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闹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在上堡，南昌起义余部与湘赣边转移到崇义的张子淸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会合。从此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