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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的决策
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到会者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团中央委员5人,共产党的地方代表2人,共22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陈乔年、罗亦农、蔡和森、毛泽东、李振瀛、王荷波等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吿。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许多同志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党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错误。
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退让错误。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会后,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为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战斗,并且决定派调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到各主要省区去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八七会议的这些举措都是十分正确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正如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所指出的:八七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也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滋长起来。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领导时期的党中央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全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他在会议上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 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话,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特别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才不断地反败为胜,反弱为强,走向复兴和胜利的。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了秋收暴动的决策。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受命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改组后(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即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做农民土地问题调查去了。
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他是我党从事农民办运动的专家,担任过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对农民问题颇有研究且极为关心。1927年2月6日向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这次板仓之行后于1927 年8月2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这回从长沙淸泰乡 (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调查会结束时,一位教师 问毛泽东:“今后行踪,作何打算? ”毛泽东回答说:“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还明确地提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口号,并“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升华,是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注重社会调杏,充分了解国情、民情的结果。具有如此鲜明的观点,在当时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秋收起义爆发后,才有别于南昌起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公开的挑战。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的新策略,部署湖南秋收起义计划,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于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举行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讨论秋暴计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在农民的土地问题、暴动后的政权问题、秋暴的区域问题上,毛泽东同彭公达、 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等人既有争论,也有共识。
中共湖南省委制定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后,请示中央决定。中共中央8月23日即复函说:“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仍然要求“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最后讨论“决定湘中暴动”,并致函中央进行解释。同时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肩负组织秋收暴动的重任,当晚从长沙出发,乘火车抵达株洲。对株洲地区的工作作了指示后,随即前往江西安源。
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即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前委书记毛泽东,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安源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杨骏,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他自己回湘、秋收暴动的决定、暴动准备情况等。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编制,部署了起义的进军路线。决定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计2000余人;第二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计1600余人;第三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骏,计1600余人。共产党员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起义军总指挥。全师共计5000余人。
会议确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进攻: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人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逼长沙。
会上,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有了初步了解。王兴亚曾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农军的状况,以及在1927年7月间攻打永新县城的经过。他还向毛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均保存有枪支人马。王兴亚的介绍和建议,对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引兵井冈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是一次贯彻落实中央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精祌,具体部署湘赣边秋收起义行动计划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毛泽东独立主持和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起点。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即写信将情况报告湖南省委。
9月5日,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安源来信,随即作出决议,于9月 8曰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 限于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鄂南决于9日发动,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 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应特别加紧工作,限于11日齐起发动。”
9月6日,毛泽东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的行动部署,要他们积极做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工作安排就绪后,毛泽东即同潘心源等从安源出发,急赴铜鼓第三团驻地领导起义。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程有200多里。岂料,正当这位新任前委书记风风火火赶往目的地大展宏图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所幸毛泽东聪慧,机智脱险。9月10日,正是农历的中秋节。毛泽东到达铜鼓,在县城萧家祠会见了第三团负责人苏先骏、张启龙等人,随即召开第三团干部会,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阐明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秋收起义的爆发与文家市退兵
随着中共湖南省委的一声总攻令,分处修水、安源、铜鼓三地的暴动队伍沸腾了。起义前夕,一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亦由何长工、杨立三、陈树华设计、制作出来了。
1927年9月9日,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起义部队授旗,各地开始破坏铁路,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了。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收编的邱国轩团叛变、二团领导人指挥失当等原因,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在起义中均处被动局面,一团在金坪失利,二团在浏阳溃散,三团在东门受挫。“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
正当起义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14日黄昏率第三团从东门撤至上坪,并于当晚在上坪陈锡虞家召开了三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毛泽东根据各路起义军迭遭失利的情况,审时度势,提出了“退萍乡再说”的主张,果断地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路部队前往文家市会合。同时,毛泽东还派人送信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了工农革命军主力在平、浏受挫的情况,建议省委立即停止毫无胜利把握的省城暴动。
上坪会议适时地改变了秋暴前不切实际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为文家市会合及向农村进军的伟大决策迈出了重要一步。
文家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地处边陲,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团、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会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保存和集中了秋收起义失利后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实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文家市会合后的当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召开了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均参加了会议。
关于这次前委会议的情况,目前仅有的文献记载,是余洒度1927 年10月19日的报告,且极为简略:“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曰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关于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回忆资料很多,何长工等老同志都讲到: 前委在文家市开了会,且有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退却。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攻”与“退”的问题上。一种是前敌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主张“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一种是师长余洒度的意见,“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围绕着“攻”与“退”这个焦点,毛泽东和余洒度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何长工回忆说:“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 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銜,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见,得到了卢德铭、苏先骏、余贲民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师长余洒度虽持不同意见,但少数服从多数,会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
余洒度在湘赣边秋收起义迭遭失利的情况下,“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固然是十分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中央浓厚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错误。
所幸的是,身负领导秋收起义重任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而又冷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气魄,不唯上,不唯书,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适时地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策,并取得了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从而统一了工农革命军的步调与行动,为处于困境中的秋收起义部队找到了一条新生之路。
那么,文家市退兵,究竟向哪里退?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具体向哪里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绘。过去,有个传统的提法,叫做 “向井冈山进军”。实际上,这个提法是不准确、不符合史实的。文家 市会合时,毛泽东虽然在安源会议上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略有 所闻,但没有产生向井冈山进军的确切概念,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也没 有明确提出上井冈山。所据如下.:
张启龙回忆说;“从文家市到井冈山是逐步明确的,当时在文家 市还不明确,不知道有个井冈山,我记得毛委员在文家市向部队讲话 时,没有明确说到井冈山去。
张宗逊回忆说:“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那个时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 有提出到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冈山进军,当 时还是想往主力(即南昌起义部队)靠。
熊寿祺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到要上井冈山,也没有提到要 搞根据地。”
赖毅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上井冈山,只是说到罗筲山脉那 个地方去。至于井冈山,可能是毛主席沿途边走边调查研究才搞清楚 的。何长工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只说向罗筲山脉中段进军,后来才 逐渐明确为向井冈山进军了。这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认识到的。”@
可见,在文家市会合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进军的问题。 文家市会合及其前委会议决议的具体进军目标是一“向萍乡退 却”。文献依据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原始报告:“第一团整 理后……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 乡再说。”“19日抵文家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 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