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客观基础

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是偶然的。不是历史唯独钟情于井冈山，而是湘赣边界有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坚实的客观基础。毛泽东历来在注重军事的同时，非常注重武装割据的条件。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具备了进行长期武装割据斗争的条件。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阐述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亊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湘赣边界的优越地势与丰富物产。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它包括江西西部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东部的茶陵、酃县六个县，而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巍巍苍苍的罗霄山脉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南至广东的南雄、始兴，沿着湘赣之交，南北绵延数百公里。总体看来，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雨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对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毛泽东在考察罗霄山脉中段后得出结论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定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境内重峦叠嶂，连绵不断。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境总面积85%以上，其中遂川、宁闪、莲花达90%以上。逶迤的山岭又以其独特的走向，各自形成雄伟的山脉。如宁冈的万洋山，永新的天龙山、万年山，莲花的武功山，遂川的江西坳，海拔一般在1000米至1500米之间，其中坐落在湖南酃县境内与江西交界的酃峰髙达2115米。

湘赣边界不仅地势险要，且有丰富的物产。在连绵的群山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粮油。从高山流出的泉水，汇成无数小溪小河，形成丰富的水系。如永新的禾水，莲花的琴水，宁冈的龙江，遂川的泉江，酃县和茶陵的洣江等，组成一幅秀丽多姿的图画。湘赣边界地处亚热带湿润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中，尤以宁冈为长，古县志上记载可“一年耕而三年食”。莽莽的山岭中，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植物多达3800余种，苍松翠柏四季常靑，茂林修竹漫山遍野。这里除了盛产粮食、茶油、竹木外，其他农作物如花生、大豆、烟叶等也均有相当产量。药材遍山皆是，山果四季不断，地下矿产也品种多样，储量很髙。

丰富的物产，为工农红军割据湘赣边界提供了必需的经济给养力。

但是，由于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力低下，耕作技术上是人力拉犁，有的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没有近代工业，仅有些榨油之类的小作坊。境内百姓刀耕火种，松火油灯，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加之土豪劣绅横行，土地高度集中，给工农武装割据造成了一定困难。

坚实的党群基础。

湘赣边界尽管地处偏隅，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同样冲刷着这里的每一块土地。经过革命的洗礼，边界产生了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的群众运动，且具有很好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前夕，边界走出了一大批在南昌、吉安、长沙、北京等地求学的青年学生，如永新的欧阳洛、王怀、刘真、刘作述；宁冈的龙超淸、刘辉霄、刘克犹；莲花的朱亦岳、朱绳武、陈竞进；遂川的陈正人；酃县的刘寅生、何国安、周里；茶陵的杨孔万、李炳荣、谭民觉等。他们在五四运动及大革命的浪潮中，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人了中共党、团组织。他们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各种形式的研究会，在湘赣边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北伐军进军江西、湖南前后，他们又分别接受党的派遣，回乡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领导下，边界各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学生、妇女运动也普遍兴起。各县还建立了农民武装力量，有枪970支。当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时，边界六县在革命派的领导下，均先后推翻了本县的豪绅统治，掌握了全县政权。宁冈、永新、莲花还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在宁冈县，土、客两籍革命派联合起来，于1926年推翻反动政权后，掌握全县政权达一年之久。这些革命活动为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的到来，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边界六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在永新，欧阳洛等领导建立了10余所农民夜校，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1926年7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后，建立了永新县农会，组建了永新县农民自卫队。在宁冈，共产党员龙超淸、刘辉霄等创办了进步团体“文明社”，与反动的“新民社”相对抗，团结培育了一批革命志士。并以“招安”名义争取了袁文才的绿林“马刀队”下山，继而发展袁文才人党，使“马刀队”成为我党掌握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26年10月国共合作北伐胜利之时，龙超淸、袁文才领导全县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县政权，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和农民自卫军。

当北伐军进人湖南、江西后，边界六县的群众运动更是高涨。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酃县、茶陵。茶陵县党组织在小车地区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淸算了大豪绅统管的公堂公产、义仓；8月间成立了中共茶陵特别支部，直接受中共湖南区委领导；10月成立了茶陵县农民协会。在酃县，刘寅生和湖南省农协会派来的共产党员朱子和等乘北伐军攻克酃县之机，领导建立了县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在莲花，9月间北伐军攻克莲花后，建立了莲花县农民协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并解散了土豪劣绅掌握的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莲花县政府。北伐军由莲花进人永新时，永新农民自卫队配合北伐军攻克了永新城，10月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永新县行政委员会和农民协会。在遂川，当北伐军从广东经上犹、南康攻克遂川后，在中共遂川特支领导下，全县工农群众运动顿起高潮。各区乡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人会农民达2万户。1927年春，遂川革命农民还捣毁了反动土豪萧家璧的老巢，淸箅了号称遂川“四大金刚”的反动宫绅罗普权、谢际可、李应策、张万安的罪行，遂川人民为之一振。

湘赣边广大革命农民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目标集中于推翻地主豪绅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和武装力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这不仅动摇了“三座大山”在边界统治的基础，而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实行了血腥镇压。一时，边界血雨腥风，哀鸿遍野。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大部塌台，农会遭破坏，枪支也被敌人缴去。但是，边界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拿起武装，转人地下，仍然坚持斗争，并保存了宁冈袁文才、遂川王佐各60条枪及遂川6支枪，莲花1支枪。1927年7月间，永新、莲花、遂川川等县举行武装暴动，先后救出了被捕的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安福、宁冈、遂川、莲花等县农民自卫军，在王兴亚、袁文才、王佐等率领下，于7月20曰攻克永新城，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多名党员、干部。随后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兴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后因强敌进攻，农民自卫军主动撤离，分散行动，一部分随王兴亚转入安福、萍乡，后参加秋收暴动。永新县的党组织则退人宁冈的茅坪一带坚持斗争。

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及其演变。

袁文才、王佐是分别活跃在宁冈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一带的两支绿林队伍头目。他们是绿林，而不是“土匪”，在性质上属于大革命时期宁冈、遂川人民反抗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地方武装。

袁文才，排名显泉，又名选三。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的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少年时念过几年私塾。成年后，因新婚妻子被当地土豪强占，从此与豪绅结下深仇。1922年愤然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希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报仇雪恨。在永新禾川中学，他结识了当地进步青年刘真、贺敏学、王怀等，始知“天下乌鸦一般黑”，继而踊跃投人新文化运动。岂知，学业未完，父亲猝然去世，只得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袁文才回乡后，对当地土豪劣绅的残酷盘剥更为仇视，故常邀集茅坪青年与之作对，引起豪绅的极大不满。其时，在茅坪半岗山活跃着一支以胡亚春为首的绿林“马刀队”，专吊土豪劣绅的“羊”（即绑票)。因胡无文化，“吊羊”时要请人写“勒令”，知袁文才具有反抗精神，且与豪绅有仇，便劝袁上山为伍。袁文才只答应暗中与他们来往。不久，消息走漏，土豪谢冠南得知，奏请官府派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闻讯躲人山中。反动军队扑空，恼羞成怒，将袁家洗劫一空，烧毁了房子，枪杀了袁母。袁文才归来见状，怒火中烧，于是怀着夺妻、杀母之恨，毅然投奔“马刀队”，落草半冈山。

因袁文才有文化，又足智多谋，一到“马刀队”即显露才智。他向胡亚春献计，在经济上要节约，做到细水长流；政治上要“劫富济贫”，保护平民百姓利益；战术上要避强就虚，像老绿林朱聋子一样，与对手“打圈圈”。袁文才此举很得胡亚春赏识，不久便由司书升为参谋长。从此，“马刀队”如虎添翼，不断袭击豪绅地主武装，队伍逐渐扩大。1924年，袁文才率部攻占宁冈县城新城，烧毁了县衙门，宁冈县知事左树暄惧其名声，弃城出逃永新。

“马刀队”严重地威胁着豪绅地主阶级。他们纷纷告急，要求派兵“进剿”。1925年春，江西省政府派出第三军第八师牛文田团刘汉涛一营兵力，分路“进剿”。袁文才等凭借地形熟悉，巧妙地与“进剿”军进行周旋，使敌人疲于奔命，毫无收获。“马刀队”从此名声大噪。

与袁文才同时，王佐带领着一支绿林队伍活跃在遂川县的茨坪一带。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1898年生于遂川县下庄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父和养父均相继过世，王佐自小就跟人打短工，13岁转学裁缝。三年从师过来，除学了门手艺，还练就了一身武艺。由于他艺高胆大，在给井冈绿林头目朱孔阳（朱聋子)缝衣时，被朱聋子聘为“水客”兼采购。1924年，王佐脱离朱孔阳，自己买了杆毛瑟枪，拉了十几个农民兄弟自立门户，自拥首领，打出“劫富济贫”旗号，干起了绿林生涯。以后，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50来人。王佐的绿林武装，自然也引起豪绅阶级的不满，遂川豪绅同样搬来官兵“进剿”，可怎么也无法把王佐剿灭。于是，敌人便使出“软”招，招抚王佐下山，封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副团长（罗冬生为团长）。王佐生性耿直，不久便自行其是，重操旧业。1926年，部下发生内讧，王佐险些被杀。他逃奔到茅坪袁文才处，向袁文才求援。袁、王两人年庚相同，斗争目标、生活经历相近，于是两人义结金兰，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随后，袁文才帮其伊除了内讧分子，王佐重新归位，遂发展到60支枪。

此后，袁文才在井冈山麓的茅坪，王佐在井冈山上的茨坪，互为掎角，遥相呼应，雄踞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之中。

1925年夏，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在斗争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决定利用自己是江西省议会议长儿子的身份，说服县知事沈淸源对袁文才进行“招安"，然后再争取他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县知事沈淸源因连年“进剿”袁文才“马刀队”劳而无功，当即依计而行。于是，龙超清与共产党员刘辉霄等，亲赴“马刀队”驻地与胡亚春、袁文才谈判。龙超清、刘辉霄晓以大义，并表示愿做人质，袁文才终被说服，但“马刀队”头目胡亚春却不肯下山。于是，袁文才、李筱甫、谢桂标等一行15人，携带6条枪下山到新城接受“招安”，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三个月后，县公署又把下水湾一支绿林“招安”编在袁部，扩充为一个中队，枪支人员大增。

1926年7月，龙超清受中共江西省党组织派遣，回县从事农运，开展革命工作。在工作中，龙超清、刘辉霄等特别注意关心和争取袁文才这支武装，帮他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经常找他谈话，宣传共产党宗旨和目标，启发他走上革命道路。在龙超清、刘辉霄等人的启发帮助下，袁文才终于表示愿意听从党组织吩咐。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县保卫团起义，龙超淸等发动工农暴动密切配合，一举攻下县城新城，摧毁了县清乡局，缴枪14支，驱逐县知事出境，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县保卫团改编为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

从此，袁文才及其“马刀队”获得新生。1926年11月，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文才充分发挥枪杆子的作用，于1927年间先后击毙、赶跑三个来宁冈执政的反动县长，使宁冈的政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继宁冈县党组织争取了袁文才部并编为农民自卫军后，遂川县党组织也对王佐开展了工作。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也在1927年1月率部下山，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王佐任总指挥。

“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及农民武装遭到严重损失，各县农民武装尽悉被敌人缴去，仅遂川保存6支枪，莲花保存1支枪。唯独袁文才、王佐却依然各自保存了60支枪，成为边界两支有力的农民地方武装力量。

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曾称湘赣边界是“地利人和之边界”。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这里有罗霄山脉作屏障，崇山峻岭，易于藏兵，可进可退沮物产丰饶，党和群众又有相当基础。此外，由于地处偏隅，为湘赣两省“结合部”，敌人统治力置极为薄弱，边界永新、宁冈、莲花、遂川、茶陵、酃县六县敌人驻军极少，基本上是地方保安武装。1926年至1927年10月间，永新只有陈修爵部，后被北伐军朱耀华部赶跑，茶陵、酃县一带有战斗力的反动力量是罗定的湘东保安团，宁冈豪绅为“淸剿”袁文才部，曾请来八师二十四团和二十三团王秉淸营，旋即因无功而返，遂川亦只靠坐镇赣州的刘士毅独立七师远远窥视。

及至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虽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力，但敌人在湘、赣两省边界兵力的部署依然极不平衡，湘敌偏强，赣敌则偏弱。据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统计，湖南全省敌军共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第三十五军共7个军，合计20个师又2个教导团。但在兵力分布上，各地极不平衡。湘赣边的茶陵、酃县、攸县只有第八军的两个师，而在湘南地区则集中了第七、十三军和独立第三师共5个师的兵力。因此，湘赖边仍是湘敌在湖南统治中较弱的一环。

滇系军阀朱培德统治下的江西，军亊力量则远比湖南薄弱。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载：“反动势力已脆弱万分，西南四五十县仅驻二十七师和七师两师人，且战斗力均甚弱，尤其是最近兵士的动摇，更为他们的致命伤。现二十七师以七十九团守永新，八十一团守遂川，八十团守泰和，万安、吉安仅有师部直属军队五六百人。”

江西敌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分布战线长，与湖南的军事力量相比差距很大。正因为敌人在湘赣边界统治力量的薄弱，才为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可乘之机。也正因为湘、赣两省敌军的力量强弱不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才可采取不同的策略，各个击破，使根据地的扩大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再则，由于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削弱了边界反动统治的力量。湘赣两省军阀各据一方，拥兵自重，互相猜忌，钩心斗角，完全是为着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以巩固其统治。湘系军阀虽然力量较强，但因割据区域六县中湘省只有两县，对其威胁不大，因此对“会剿”往往不感兴趣而消极保全。由于井冈山割据区域主要在江西，江西敌人虽企图“努力进剿”，但力量薄弱，难以取胜。这样，两省敌人虽多次高唱“会剿”，结果往往出现“会”而不“剿”或“剿”而难“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