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与前委的组建

1927年9月27日，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经过桥头，直插九陇山区。尔后，途经永新的九陂村等，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坐落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永新与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

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什么要进行改编？这是由部队当时的实际状况和复杂的斗争形势所决定的。

首先，从工农革命军的状况来看，部队的编制和人员从秋收起义时的5000余人，到文家市集中时锐减为2000余人，经芦溪战斗后已不足1000人了，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现象。

其次，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再次，起义部队由于战斗频繁而迭遭失利，生活又极端困苦，得不到休整和休息，一部分人思想情绪发生悲观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一部分人又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产生急躁情绪，主张与敌人硬拼。

对此，罗荣桓曾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浦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赖毅回忆说：“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这真是一场严重的考验。”“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

张宗逊回忆说：“秋收起义后，部队遭到几次挫折，战斗减员很大，加上长途行军转移，病号很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

“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最紧要关头，通过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研究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

这就是三湾改编的历史背景。加之部队已进入山区，摆脱了敌人，原来追剿部队的江西敌人到萍乡后未南下，湖南的敌人已陷入“李唐战争”，客观上给部队提供了休整的时机。于是，在部队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在三湾的“协盛和”杂货铺，主持召开了中共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三湾改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在组织上进行改编，将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秋收起义后的工农革命军由于严重减员，名为一个师的建制，实际不到千人。因此，三湾改编时“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改编时，根据自愿的原则，愿留的则留，不愿留的发给三至五元的路费。同时，根据干部多余的状况，编了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一个辎重队。改编后，共700人左右。人员虽少了，队伍却精干多了，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英分子。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最高领导机关仍是秋收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其组织系统如下：

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前委委员有余洒度、余贲民、陈皓、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士兵代表）

下辖：

第一团团长：陈皓党代表：何挺颖

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

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

第一连连长：员一民党代表：熊寿祺

第二连连长：刘康党代表：何成匈

第三连连长：XXX 党代表：XXX

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李运启

第七连连长：陈子风党代表：孔繁淑

第八连连长：X X X党代表：杨岳彬

第九连连长：曾正平党代表：罗荣桓

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朱建胜

军官队队长：吕赤党代表：蔡钟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党代表：XXX

2.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

早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时，我党就在自己掌握的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无论南昌起义军还是秋收起义军，党的组织都是设在团一级，即团为支部单位，而在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一级却没有党的组织。这样，就势必削弱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抓不住士兵。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教训，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专门做党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士兵开展群众工作。从而，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后来，毛泽东曾总结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些”，“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3.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的民主制度。

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没有民主制度，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官兵对立是普遍的现象。工农革命军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自然也带来了一些旧军队不良作风的残余。为了废除旧军队中的旧制度及其影响，三湾改编时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正如罗荣桓回忆所言：“为了扫除军队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淸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

对士兵委员会的组成及其作用，陈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作了具体的叙述，在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人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伞营人数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至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按30人至50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推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1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至7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如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

工农革命军实行的民主主义制度，对军队内部实现政治上的团结，对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对干部的改造与锻炼，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三湾改编的核心。它为我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最早的也是一次较成功的探索与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开始形成。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历史表明，三湾改编“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对建设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在三湾毛泽东会见了宁冈代表。

三湾来了兵的消息，很快传到宁冈。在“是军是匪，无人探悉”的情况下，袁文才当即将农民自卫军从砻市撤至茅坪。他没有料到的是：三湾村中的“毛司令”却给他写来了一封信，信的主旨是恳求与袁部合作，共谋大业。

信是由一位姓李的本地老表送至茅坪的。袁文才当即召集在茅坪坚持斗争的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及自己身边的主要头目一起商讨。当时，参加会议的农民军司书陈慕平告诉袁文才：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我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的老师，他前不久在湘东赣西领导了秋收暴动。陈慕平的介绍，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诧异。他们没有料到秋收暴动这么快就失败了，一时众说纷绘。有的表示担忧，有的支持去接头，有的提出要提防弱肉强食。袁文才、龙超清认为：毛泽东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但是，因不摸底细，确要防止“鸠占鹊巢”。于是，袁文才修书一封给毛部，婉言拒绝毛部上山，请毛部“另择坦途”，并决定由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为代表，去三湾与毛部接头。

据前几年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袁文才当年给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龙超淸一行三人携信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协和盛”店铺接见了他们。毛泽东阅信后不为所动，仍未改“上山”初衷。他诚恳、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上山意图、政治主张。仍表示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淸等也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先到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事毕，毛泽东见龙超清三人徒手而来，就送了三支枪给他们带回去。

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代表，对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是毛泽东的“上山”思想至此得到了初步的落实；二是袁文才豁然大度，主动打开“山门”，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了一个好头。在此，不妨援引两件敌伪资料予以佐证；

一、《宁冈土豪陈家骏等报告该县红军活动情况》云：“宁冈之不靖也，湘赣之不靖，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

二、《宁冈历年来惨遭赤祸真相》云：“……十月问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邑中共党谢汉昌、陈慕平曾在广东时为毛之学生，得讯遂介绍袁文才前往接迎。”

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三个代表，实际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调查。通过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人、具体的了解，才下了“上山”的决心。正如曾参加“三湾改编”、代表士兵的前委委员熊寿祺所言：“毛委员当初带领军队在敌后行军时，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派人到四面八方去打听情况和联系。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湾时，就派人四处打听，调查研究，所以才能上井冈山。若不是那样，仓促之间，如何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