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军官教导队

工农革命军从茶陵回到宁冈后，毛泽东为了布置长期的斗争，针对部队“伤、亡、病、逃，损失甚晶”和“军事技术太差”的状况，决定创办一个军官教导队，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以及边界各县的赤卫队指挥人员。

军官教导队设在砻市的龙江书院。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是江西的宁冈，湖南的茶陵、酃县三县客籍捐款建起来的客籍子弟最高学府，建筑甚为宽阔、雄伟。

教导队的队长由吕赤担任。

吕赤，四川人，黄埔四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三湾改编后，曾担任军官队的队长。这时候的军官队，人员已所剩无几了。选择吕赤出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足见毛泽东的知人善任。

1927年12月底，军官教导队创办起来了。学员共有100余人，都是从部队里及地方武装中选派的班长和积极分子。为把教导队办好，吕赤又挑选了慌军事技术的陈士榘、张令彬、陈伯钧来担任区队长，从部队中挑选袁炎飞和一个姓黄的山东人担任教官，并由蔡钟担任教导队党代表。

开学那天，举行了开学典礼。百余名学员服装各异，却精神抖擞，聚集在龙江书院“明道堂”，聆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同志们，军官教导队今天正式开学了。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你们是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应该感到骄傲。从今天起，你们就要在这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人，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懂马列主义，懂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学习。但要在短期内学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亊情，这就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气魄。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推翻军阀政府，消灭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气魄！”

毛泽东的讲话，给学员很大鼓舞。

吕赤办学有方，训练有素。他将教导队编为三个区小队，陈士榘、张令彬、陈伯钧分任区小队长，要求各区小队从严治兵，按规办事，展开竞赛活动。

按照办学要求，教导队以军事教育为主，兼学政治、文化。军事方面有队列、单兵刺杀、地形地貌、军事指挥等练习内容；政治方面有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内容；文化方面则以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等政治口号，开展识字活动，把学政治与学文化结合起来。此外，教导队还很注重实践，经常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山地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实地军训。

毛泽东对教导队的工作很关心。有一天，进行单兵刺杀训练时，宁冈学员谢华光总是不得要领，气得袁炎飞教官想发脾气了。正巧毛泽东来了，他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启发谢华光要带着阶级仇恨来练，就好像敌人就在前头。受此启发后，谢华光刺杀得又狠又猛，步伐整齐，一时传为美谈。

有一天，党代表蔡钟请毛泽东给学员讲讲革命:什么叫革命？革什么命？怎样革命？蔡钟说他讲不透。

毛泽东应允了。他来到教导队，深入浅出地阐明“革命”的意义，使学员们一听就懂。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时的学员谭震林还能记忆犹新地讲述毛泽东怎样用湖南乡间常见的水车舂米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他说，毛泽东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大家都知道舂米吧！舂米的方法，一个是你拿着棍棒，你顿一下，我顿一下，把谷子舂成米。另一个方法是用水车，上面安一根棒子，棒子上捆块石头，水一冲，水车不停地转动，下面的石臼就不停地舂米，这个方法就革了前一个方法的命，更进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机器碾米，机器转动起来，谷子很快就变成米，这又是一场革命，又进步了。”“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的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是靠我们共产党员去给他们讲。所以你们到哪一个地方，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教导队的学习条件极差。没有桌子，学员们就用砖块架木板代替；没有凳子，就席地而坐；没有纸，就用竹片、笋壳、杉皮充当；没有笔和黑板，用木炭作笔在地上划。……就这样，军官教导队的学员们在山乡的陋室里，顽强地学习，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

边界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教导队原定经常办下去，可第一期办至1928年2月下旬攻打宁冈新城时就结束了，直至“八月失败”后才在茨坪又办了一期。那时，工农革命军已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教导队亦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不幸在1928年3月间死于一起枪走火的意外事故，教导大队长便改为梁军担任，副大队长为周子昆，党代表为蔡会文。

在第一期教导队中学习的学员，结业后回到各自岗位，积极地投入了艰苦的斗争并担当重任。如：宁冈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大队长；莲花的刘仁堪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等，他们在井冈山武装割据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官教导队的开办，为我军培育了一大批早期军事指挥人才，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创建造就了一支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队伍，同时，也为我军后来创办各种军事训练班及军事院校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办桃察被服厂

1928年元月初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缴获几百担白布，运回宁冈茅坪后，后方留守处负责人余贲民即按毛泽东指示，在茅坪桃寮村办起了根据地的第一个被服厂。首任厂长由余贲民兼任。

被服厂设在桃寮村的张家祠。说是被服厂，其实是把分散在茅坪周围坝上、牛亚陂、马沅坑等地的裁缝集中在一起，缝制军用衣被。一切全是土法上马:找来几块门板，用凳子架起当案板；采来“牛眼籽”(一种野生植物），加上茶梓壳粉、黄扼子粉掺和在一起做染料，把一匹匹白布染成灰色，或加点靛青染成蓝色配用。

在遂川，还缴获了6架缝纫机。可是，请来的几十位裁缝，终年生活在封闭的山沟，缝衣全系手工，谁也没有见过缝衣机，更谈不上使用了。为此，余贲民又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在部队找了6个会踏缝纫机的战士，送到被服厂当师傅。据当年在被服厂当工人的刘应龙回忆，这6个战士是:林善宾、罗华曙、吴千金、贺世喜、王志兵，还有一个忘记叫什么名字。

有了机器缝制，工效比手工提高了十几倍。为了让在前方打仗却依然穿着两层破旧单衣的革命军战士早日穿上新衣服，被服厂的工人干劲冲天，日夜加班。很快，一批军衣、军帽、子弹袋、干粮袋、绑腿等，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然后按数捆好，写上大小型号，统交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和团部后勤参谋杨立三分发给各连队。

毛泽东对被服厂的工作十分关心，赞赏。2月中旬，部队从遂川返回宁冈，毛泽东便同张子清等一起来到桃寮，看望被服厂工人，并为被服厂写了块厂牌，名曰“中国工农革命军被服厂”。可惜，这块厂牌后来被敌人烧毁了。

工农革命军在草林、于田等地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时，还筹集到一批棉花，也运回桃寮，制作了一部分棉衣。

被服厂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制。据当年的缝工刘应龙、李继祖等回忆，做一套衣服给130个铜板，快的每人每天可做4套，慢的做2到3套不等，统由组长收拢验收，然后付兑。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以后，被服厂已发展到130多人，分成13个作业组，流水作业，有力地保证了工农红军的军需供应。当时，余贲民凋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任部长，被服厂厂长改由林善宾担任。厂里还成立了党的组织，制定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程序化生产。

桃寮被服厂的创办，充分体现了革命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范树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后勤工作》中对此作了颇为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为了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我们筹建了被服厂，用缴获来的各色布匹，加工、缝制军服，解决部队的一部分穿着问题。当时筹建被服厂一事，主要是由余贲民负责的……打遂川时，大概有6部缝纫机运上了井冈山……我记得，桃寮这个地方比较隐蔽，这几部缝纫机在这里被安装起来了，转动起来了，为我们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出了力……被服厂的产品，一般是根据需要来配发，按需要的缓急和现有东西的多少分别给下面以不同的补充。

八月失败以后，被服厂从茅坪桃寮迁至茨坪的李家祠，继续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