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的特性

袁文才、王佐，是大革命前夕雄踞在井冈山的两支重要绿林武装首领。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政策和力量的感召下，袁、王两人都相继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成为湘赣边界农民武装力量的首领，井冈山上的“双雄”。

袁文才、王佐，均出生于1898年。袁文才，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王佐，是遂川县下庄人。他俩的个人经历不同，遭遇不同，但政治命运相同，对旧社会的反抗意识相同，因而当他们走上“绿林之路”后，便一拍即合了。

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有以下一些共同特性：

1.袁、王两支武装力量都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逼上梁山的。

袁文才青少年时期，几次辍学，后来，妻子又被谢姓土豪强占，继而又为捐税事与豪绅结下深怨。正在痛苦之际，活跃在半冈山的“马刀队”头领胡亚春主动相邀“上山”。袁文才虽知“马刀队”的人员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却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脸面，但不上山又难报平日之怨仇，于是答应暗中与“马刀队”来往。岂知，不久后消息走漏。谢姓土豪闻知，认为抓住了袁的“把柄”，欲除之为快，便请来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虽闻讯逃出魔掌，然而母亲被敌人杀害，房子亦被烧毁。家破人亡的惨状和深仇大恨，终于把他逼上了“梁山”绝路。

王佐，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人世的艰辛，苦难的生活，造就了王佐对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于是，王佐转改习武，练得一身好拳脚。1923年起，民国军阀混战时的一些散兵游勇在井冈山一带占山为王。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这给自小就想把土豪劣绅剥皮抽筋的王佐提示了一条反抗求生之路。在一次给绿林头目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王佐有胆有识，便邀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从此，王佐带着反抗豪绅阶级的宿怨走上了“绿林生涯”。

2.袁、王部队不同于一般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山寨土匪，而是以打击土豪劣绅为目标，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绿林武装。

袁文才上山后，“马刀队”首领胡亚春等大为高兴。因为他有文化，被封为“司书”。他擅长文墨，颇有谋略，办事考虑周全。在内部经济管理方面，他建议细水长流，改变了过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习俗；在“吊羊”问题上，他主张对大豪大富者下手，反对侵犯平民利益；在防御国民党官府“进剿”方面，他提出了一些灵活的战术。从而，袁文才深孚众望，不久便提为“参谋长”。此后，正因为“马刀队”的打击目标直指土豪劣绅，所以，当官府军来剿时，往往时常得到贫苦农民的帮助。王佐同样如此。在他脱离朱孔阳自命为王、自立山头后，仍以打击土豪劣绅为主要目标，并因此与遂川反动豪绅尹道一结下深仇。

3.袁、王部队在成为农民自卫军后，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他们都逐渐树立起革命的目标，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袁文才通过龙超清、刘辉霄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于1926年底加入了共产党。王佐在编入工农革命军后，也于1928年4月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他们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马日事变”后依靠井冈山的天然山险和穿山游击与官府作对的经验，巧妙地保存了自己，各自保存了60支枪。袁文才并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客两籍革命派相结合，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的袁、王部队，在性质上已有了质的变化，已从“绿林武装”而演变成农民革命武装了。

4.袁、王部队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并带有较浓厚的绿林积习。

袁、王部队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之前，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在一种自发、朴素的“劫富济贫”的利益驱动下，过着散漫的“绿林生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油子习气很重。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以后，仍然有着较浓厚的绿林习气，“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有时不大听调遣，拥兵自重，自以为是。

总之，对于袁、王部队的特性、性质，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斥之为“土匪”、“绿林”武装。袁、王两人及其武装部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习气或错误，他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却是功不可没的。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同志都一再论及此事。熊寿祺说：“记得主席讲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就像红军到延安，跟刘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样。”“熊寿祺谈话记录”。内部采访资料。陈伯钧说：“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那时候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陈伯钧同志谈话记录”。内部采访资料。谭震林说：袁文才、王佐“他俩是地头蛇，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